谭安：中国服装“名正业兴”30年

人物背景：1976年踏进服装业。1985年1月任《中国服装》杂志社社长，同年3月又任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副主任。1991年7月被国家科委聘为国家科技进步奖纺织行业组评审委员。1992年创办中国第一本服装科学技术学术杂志《服装科技》，出任社长兼主任编委。1992年12月中国天宫服装开发集团成立，任副总经理。1992年参与发起筹备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CHIC)，连续五届任组委会主任。1995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邀，出任“21世纪服装设计大赛”国际评审团成员。1996年7月任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1997年中国服装集团运行，任副总裁。1998年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组成员。2002年至今任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副会长。
　　装不如“大头针”
　　记者：上世纪70年代，您从部队转业进入服装行业，可以说对服装非常陌生，以“外行”的眼光，您当时怎么看待服装产业的状况？
　　谭安：1976年，我从部队转业进入服装行业，可以说就是从那时开始与服装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可以用“尴尬”来形容当时服装产业的产业地位。在旧社会，裁缝的剪刀、厨子的菜刀和理发匠的剃头刀同为低人一等的“三把刀”。1956年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时，背着这种社会习俗偏见的个体裁缝和小作坊，作为典型的手工业，被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的缝纫联社或合作社，再进一步演变为“大集体”，毛泽东主席称之为“二国营”。这其中大约4%又演化为地方国营，鉴于此种情况，服装业又“传统”得惊人。
　　记者：“传统”和“尴尬”具体有何表现？
　　谭安：我举个例子。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袜子和布鞋可以列入国家计划，分配到一点纱和布料；大头针也可以列入国家计划，分配到一点钢材，唯有服装不能列入国家计划，拿不到一分钱，一寸布。当时，产品一旦列入国家计划，这就相当于人有了户口，就可以分到“口粮”，所以那时候人们就说服装是属“鸡”的，只能自己找个虫子、菜叶，四处觅食。很难想象，人人都要穿的衣服，却不如“大头针”有地位。
　　但这一“逼”逼出了两件好事：一是企业被逼上了生产经营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被逼出了“属鸡的”顽强的自力更生的行业精神。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奠定了服装行业发展的思想基础，塑造了独特的行业风格。
　　记者：不容乐观的产业环境，对纺织服装行业后来的发展有何影响？
　　谭安：“逼”也是哲学。1978年我国服装业出口额是3.08亿美元，算得上一个出口大户。但中国服装在国际上的排名很靠后，在外国人眼里，“地摊货”、“便宜货”、“档次低”，上不了货架，进不了百货公司和专卖店，这些都是中国服装的代名词和真实写照。
    这也逼着我思考，老祖宗创造了“衣冠王国”，但到了我们这里为什么变成“男女不分”，全国衣着“远看一大堆，近看蓝、黑、灰”呢？
　　这有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强调艰苦朴素，人们都已习惯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举两个例子，80年代初全国妇联副主席谭茀带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希腊，当时希腊总理的表妹颇有讽刺意味地说了一句笑话：“我过去以为中国男女不好分，今天看你穿一身漂亮的旗袍，才知道中国妇女也是女的。”
　　1979年春天，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S226;卡丹应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服装表演。这场象征着中法友谊的时装表演在当时被称为“服装观摩会”。参加“观摩会”，仅限于中国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参加，还必须通过审查，座位也一律对号入座，并记录姓名。尽管皮尔&S226;卡丹已经充分考虑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但当音乐响起，台上衣着的多姿多彩还是与台下的一片“革命色”形成了鲜明对比，露着大腿，扭胯摆臀的外国模特愣是让台下的中国观众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这也深深地触动了我的神经，激发思考寻找改变中国服装地位的切入点。
　　“名正”则“业兴”
　　记者：地位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作为行业的领军人，您首先考虑到哪些问题？
　　谭安：我们的大目标是重振“衣冠王国”的雄风，实现这一夙愿的切入点和整个过程的主题就是，给中国服装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然而仅仅只有做事的感情还是不够的，要有充足的理性分析，弄清“正名”的本质。
　　记者：“名不正”的“名”的内涵怎么解读？
　　谭安：我理解，“名”首先是地位的象征，指“是什么”？做任何事，不知他究竟是什么，那肯定做不好。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首先要弄明白服装是什么？经过与老裁缝接触了解，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对服装行业地位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宣传不够。事实上，导致整个服装业落后的诸多矛盾中，对服装认识肤浅，甚至“天天见，看不见”是一个主要矛盾。
　　于是，我们把发展中国服装业基本思路的切入点、突破口和工作重点，选择在“再认识服装”五个字上。同时也确立了工作思路：不坐而道论，要边干边学；不就事论事，要探讨规律；不小打小闹，要大张旗鼓，由此向前推进，端正地位。旗帜至关重要，地位也至关重要。如果我国服装的客观地位，不被认同，就难发展，更谈不上崛起。
    记者：可以想象，服装产业地位的确立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
　　谭安：简单地说是确立服装的两个地位：一是国内地位，二是国际地位。服装在国民经济中是出口创汇大户，在社会生活中，可以美化十亿人，这“两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决定了服装在大纺织工业中的大龙头地位。
　　在国内，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到十几亿消费者心中去“争”地位，唤醒他们的爱美、学美、会美之心。所谓的争国际地位，就是“走出去”亮相国际舞台，“请进来”体验中国服饰的魅力，吸收借鉴发达国家“轻纺、服装立国”的经验和崛起之路，通过服饰文化活动来树立国家改革开放的形象。
　　1982年以来，我们反复向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计委汇报建议，我国也要走纺织服装立国之路，服装要上国家计划大本。
　　此间，国门打开，思想解放的潮流汹涌澎湃。1983年年底，国家取消了延续多年的布票，衣着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洞察民情，顺应潮流，开始重视服装。胡耀邦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抓一下服装，让全国人民穿得整齐一点，干净一点，漂亮一点，他带头穿西装，形成了1984年的“全国西服热”。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规定，把“食品工业、服装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为重点，带动整个社会消费品工业的更好发展”。1986年召开的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这个建议。
　　有了地位，就不一样了。这就是白纸黑字地给服装上了户口。“七五”期间国家拨款，企业自筹13.5亿元人民币，计划改造533个服装鞋帽企业，建西服、羽绒、时装、童装等13个样板厂；“八五”中央专项110个，总投资8亿元，用外汇8千万美元，实际上全行业总投资23亿元人民币。这也是服装发展史上的一次跨越时代的飞跃。
　　同年，国务院决定服装划归纺织部管理，这样从组织管理上把纺织和服装有机地连到了一起。9月份，中央领导提出了“以服装为龙头”，提高出口服装附加值。这又成为我们服装人进一步改变服装地位的“一根稻草”。
　　挑起出口大旗
　　记者：我们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际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苗头已经出现，当时国内有什么动作？
　　谭安：应该说，我们幸运地抓住这一机会。1987年，我们把“我国服装工业发展战略研究”向纺织工业部申请立项。重点放在外向型，以出口为突破口。这个课题由青岛服装研究所于冠文担任组长，湖北服装公司的赵军、吉林服装研究所的吕言组成“三人小组”，我具体分管这个项目。
    1988年召开课题鉴定会，提出到2000年我国服装业出口下限设为250亿美元，上限为350亿美元，这个服装单项规划超过了纺织工业部当时预计的总规划。当时有的专家、学者被数字“吓”住了。因为1987年我国服装出口只有37.49亿美元，12年以后，要增长到300多亿美元，认为“头脑发昏”，争议不断，有人说“不可行”。但我们据理力争，反复论证，就像人类当初发现地球是球状一样，但具体是圆的还是椭圆的并不重要，只要规划大方向对，在具体过程中我们努力就可。
　　幸运的是，这得到了参加鉴定会的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的肯定，她说“一定以服装为龙头。”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激动地说：“要用吴部长的‘一定以服装为龙头’为标题写一篇报道。”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服装公司经理会议上，具体贯彻落实这个规划，并利用行业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我组织配发了社论《牢固树立服装业在纺织中的龙头地位》，讨论并回答为什么要以“服装为龙头”。此后，我们又向纺织工业部申请《以服装为龙头的运行机制研究》课题。
　　1990年，在全国纺织厅局长会议上，我建议建设推广研究课题的试验基地。江苏雅鹿服装厂作为典型在会议上发言，并且由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出钱办了一个展览，名为“雅鹿服装为龙头”。当时以《一条飞舞的小龙》为题进行报道，并配发《一条经济发展规律》的言论。这说明服装行业内有了自己能够并可以树立的“龙头”和典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985年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巴黎成农博览会展馆前升起
　　记者：事实证明，2000年我国服装出口创汇达到360亿元，超额完成规划的上限350亿美元，并实现了服装出口贸易额和产量“双世界第一”。1994年，中国内地服装出口首次超过香港。
　　谭安：是的。但是，此后，我并未止步，而是把以服装为龙头深化为建设服装产业链。我先后参与江西、山东“十五”服装发展规划的制定，其中山东十五服装规划提出“链为纲，有无并重”的思想，得到了山东省政府的肯定。至此，历经15年的时间，中国服装业的产业地位确立了。
　　“中国裁缝站起来了”
　　记者：至此，服装产业在国内的“地位”辩争暂时告一段落。服装设计作为服装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国内服装设计的水平和发展状况如何？
　　谭安：1985年1月，轻工业部领导指派我率领国内第一个服装设计师考察团一行7人到法国巴黎参观、考察，也可以说是寻找中国服装在巴黎的地位。
    我们的设计师到巴黎之后，可以说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切都很新鲜。恰逢法国在开展巴黎女装成衣博览会，在展会现场，眼花缭乱，这么多，这么大，就像一个迷宫，进去就找不到出口了。考察结束我们也找到一点感觉，巴黎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跳板，我们也应该参加这样的展会，并用3—5年时间也办类似的博览会。
　　回国后，把上述建议报告给轻工业部，并征得认同，于是，1985年9月份，我们组团参加“第50届巴黎女装成衣博览会”，我担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团队由设计师、企业厂长等十几个人组成，带去了94件/套服装。难为情的是，参加展会也不知道怎么陈列，服装也没什么系列，只好请侨居巴黎的台湾同胞指点。展馆的面积12万平方米，而中国的展位只有21平方米，别的国家最少的也有几百平方米。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比如印度还要小得多。
　　我们几个人就弄了几个大灯笼，变成了巴黎展上的“红灯记”，装饰一点体现中国文化的元素。没有想到的是，山东印有潍坊风筝图案的服装大受欢迎，在展会期间就被抢购一空，后来又打电话回国来订服装。
    开幕式那天，随团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本来准备拍摄中国服装走向西方舞台的激动人心的一刻。我一到现场就傻眼了，展馆的门口没有中国的国旗！我急忙去找展览会的秘书长贝尔郎&S226;董西先生。他解释说展会主办方是按照租赁展位面积的大小来决定挂不挂国旗，展位比中国大的许多国家也没挂，等明年多租面积再挂，就这样被拒绝了。一天过去了，心里仍然不甘。不行，要再找，我们当时找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中国是文明古国，是一个大国，又是第一次参加展会；二是虽然展位面积小，但代表着中国服装百万产业大军。
　　事情有了转机，展会开幕的第二天晚上，董西先生又跟我说：“经过认真考虑，尽管我们很为难，但基于你们提出的理由，没有别的办法，旗杆只有那么多只，我们只好决定把法国自己的三色国旗降下来，把五星红旗升起来。”就这样，在展会开始的第三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巴黎飘了起来！一位代表激动地挥背高呼：“中国裁缝站起来了！”
　　展会期间，还出现了一段插曲。我们看到印度在展位上搞模特表演，宣传效果很好，于是也有了同样的想法，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于是我半夜就起来去找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巴黎办事处，选了6个空姐充当模特，第二天在埃菲尔铁塔前的空地上排练。这被法国电视五台在当天的头条新闻进行了报道，并赞扬说：“中国模特真漂亮”、“中国服装真美”、“巴黎又来了一个竞争者！”
　　记者：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有了第一次成功出国征战的经验，对于以后的“走出去”之路具有积极意义。
　　谭安：这种积极的影响是无形的。1987年9月，我带中国服装工业代表团参加了第二届巴黎国际服装节。主办方规定每个国家至少20个模特，并且有配套的服装系列，对于这个要求，我们全部都能达到。
    在服装上，由上海服装公司正式推出了黑红系列礼服和相辅的红白系列礼服。这次表演彩排是在埃菲尔铁塔后面300米长的一个展台上，巨大的背板上有“十二章”“飞天”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但没有“中国”两字。我们严肃地找到了董西先生进行交涉，他说：“我们会让你满意的”。在正式开演时补上了“中国”两字。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演出结束谢幕时，全场980多个模特一字排开，中国模特单独出场并压轴谢幕！主办方称赞中国成了18个参加团的“新闻团”，《法兰西晚报》用头版一个整版刊登一幅“红黑礼服”的照片，标题为《来自毛泽东国家的时装》。
　　此后，去巴黎争了一席之地更加鼓励着全行业的行动。我于1998年又与沈阳黎明服装集团以我国古今服饰的灿烂之花，首次捷足先登卢浮宫，2003年又配合中国民族博物馆《多彩中华》再进卢浮宫，在世界上进一步扩大中国服装的影响。
　　打造“国家队”
　　记者：以目前中国服装产业的现状来看，您认为中国服装产业的国际化之路还有多远？
　　谭安：“属鸡的”服装企业虽然最早进入市场经济机制，但还很缺乏国际市场经济经验。1993年5月14日开幕的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简称CHIC)，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中国服装业搭建一座国际交流平台，二是树立中国服装国际形象。
　　目前，基础的工作是中国服装产业链建设，也是建立健全中国创立自主品牌机制。就整个产业链来看，脆弱的环节是两个：一是缺少国际名牌，二是缺少国际营销渠道，后者更为重要。
　　记者：如何加强这两个“弱环”，您有什么建议？
　　谭安：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应变措施。首先，打造品牌集群，也可称之为“国家队”。几年前，我国曾有企业试图把“牌子”长期挂在世界服装之都巴黎，坚持了两年“单打独斗”，终因投入与收获难成正比，打道回国。政府应该扶持“国家队”，选择目标市场，改“万里行”为“扎下来”，用品牌集群的中国形象，用物美价廉去与国际消费者直接、持久对话。其次与专业国际零售网络机构合作，请他们代理，“借道”对话，可能是上策。再次，渠道置换，参与国际大流通。在异国他乡，要“服水土”，品牌认可的实质是文化认同，其难度可以想见，这不论是中国产品进入他国，还是他国产品进入中国，大都如此。目前，只是因为外国名牌相对强势，进入中国就相对容易一些而已。但归根结底，中国服装产业链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争取服装由服装大国地位向强国地位转变的必由之路。
　　采访手记
　　采访谭安是两次才完成的，第一次谈了3个小时，第二次又谈了4个小时。对服装事业的那份热爱和执著，谭安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对中国服装业快速强大起来的那份渴盼，溢于言表。他几次说到动情处，内心也陡然生起一种自豪和酸楚，在谈到他带领中国的服装团队去法国参展时，经过极力争取，五星红旗终于在展馆前升起的那一刻，分明看到了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他的言行已经不仅仅是为服装业，而是上升到了国家和民族，是为中国人的尊严和在世界服装舞台上的话语权。
　　他说，如果不是先前给他打电话，说是要谈服装业在中国地位的改变，也许他是不太愿意接受采访的。或许是“过去不被重视的地位”这句话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让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给服装行业争地位，90年代是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现在，退下来之后，他还是力所能及地争地位。
    人生最畅通的路，不在地狱，也不在天堂，而是在自己心里。他一再强调，对于做事，“不做不说，做了就要说，说多少，九分九”，要给自己做事留有余地，所谓事缓则圆，水到渠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能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中国服装产业的“地位”之变吧。